■ 統治年代：1895~1945

統治時期：
清光緒二十年（西元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戰敗，清光緒二十一年簽訂馬關條約，約中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同年五月日本由東北部澳底登陸對台民建立的台灣民主國展開武力接收，九月進入台南，完成全台接收工作。日軍接收台灣後，在台南設立台南縣，安平改設為支廳。

明治二十八年（西元1895年）改台南縣為台南民政支部，安平改為安平出張所，隸屬台南民政支部。
明治三十四年（西元1901年）效忠里改稱效忠里安平街（轄區包括整個一鯤身到七鯤身）。
明治三十七年（西元1904年）日本政府興建高雄港的政策，打擊了安平傳統大港的地位。
明治四十三年（西元1910年）英國駐安平領事館撤廢。

大正九年（西元1920年）台灣總督府改訂地方行政制度，設立了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四個市四七個郡、一五五個街莊。安平併入台南市轄區，行政區名台南安平。

日本時代安平以菜市仔路為中心編制五個保正，保正可以獲取日本官方許可的鴉片煙牌賣鴉片，也可賣煙草，作為保正的特權。當時保正是日本政府市役所委派，並非民選，受派出所指揮。然而也有提拔當地有志之士擔任的情形。保正的工作性質和內容約略為調解地方糾紛、管理里內戶口、稅金、各種救濟、鄰里雜務及政令傳達等。而警察與保正類似，只是權限更大。

大正十一年（西元1922年）日本政府開始建造安平運河，大正十四年二月十七日舉行通水典禮。
昭和五年（西元1930年）十月二十六日台南市「台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於安平舉行。

戰略地位的喪失：
因日本近代殖民統治策略，對海防所採取的氏「要塞化」的概念與建設，使得安平傳統的軍事地位幾乎喪失。日本對於台灣島嶼的防衛不再以單一海防面為防守重點，而是以近代式陸海空軍並混成軍旅性質，使台灣全島及其附屬島嶼具體變成單一防衛體。台灣本島內部除軍隊外，憲兵與警察全面的警備制度，對傳統舊社會是全新且陌生的經驗，使得安平歷史的獨特性色彩漸漸消退了。

貿易內政：
五十年期間，日本殖民帝國由軍事鎮壓，經內地延長主義，興盛一時的社會運動，再經南進及皇民化各種政策階段，使得台灣的政治與經濟中心隨之轉變。

日本帝國重構台灣城市，以「北米南糖」的政策使南部平原為種蔗的殖民經濟區，並隨著縱貫鐵路的建成，所有的經濟產物隨著糖業輕軌而向大都市集中，並隨著鐵道運送到基隆港或高雄港，以便運輸回日本內地，從此南北兩市獨大的殖民港市結構慢慢形成。在這個過程中，初期仍將基隆、淡水、安平、打狗定為特約港，供各國貿易通商，並斷絕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政經社會關係，限定中國船隻在四港報關納稅，再回原先固定的港口卸貨，改變台灣沿海港口與中國大陸所建立的長期貿易與航運習慣。

安平港於西元1906年以來的淤積漸失功用加上總督府因應南洋政策致力於高雄港開港，同時日本帝國引入現代官僚體系與行政重新區劃，刻意壓抑台南安平的傳統象徵性位置，種種的政治經濟政策轉變，都讓舊安平港飽受競爭壓力。

雖是如此，安平仍因殖民經濟帶進了現代化，海關白鐵瞉燈塔，改變漁船回歸時的認知對象；竹子門發電所向安平輸電，為安平帶來光亮；安平運河的工程、自來水的使用、安平港改良工程等。鹽場、製油廠、化學廠、造船廠及西式教育學校的設立都成為日據時期重要殖民現代化的指標。到了後期皇民化政策，更成為培育帝國少年與南進產業的管道。

明治三十二年（西元1899年）以來，台灣總督府公佈台灣家屋建築規則、市區計畫等，引進現代技術標準，將原有彎曲的道路，在市區改正過程中，一條條被打通，筆直的棋盤型市區道路網，就此成為台灣都市的基本現代化形貌。而安平興建了一些日式房屋與洋樓，日式房屋以官廳舍等公共建築為主，用以凸顯日本殖民，而洗石子洋樓則多屬後期產品，如王雞屎洋樓。這種日式房屋、洋樓、單伸手房屋的共存，凸顯了不同文化、權力、階級的關係。

統治後期：
日治後期太平洋戰爭爆發，在戰爭體制下，安平個年齡層及性別的住民幾乎全遭整編動員。當時全面抽調軍伕、軍屬、志願兵、徵兵、護士及兵工。軍伕為苦力，處理部隊雜物及後勤運送槍砲彈藥，隨部隊移動，非第一線作戰兵；軍屬須懂日本話才能充當部隊兵的通譯或連絡員。

戰後約略統計，安平因戰爭折損的人口，除出征大陸的十幾人死亡回葬外，徵調南洋的安平人多數行蹤不明，推算估計至少有一百多人。所以整個大戰期間，安平人因日本戰爭動員，戰死沙場的少壯青年總數可能在二百人左右，佔徵調人數五分之一。

日本戰敗後，日本兵解除武裝，入營集中，待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商談戰後處理原則，最後整批由高雄港搭船返日，結束五十年的日治時期。